流放宁古塔，是古代一种仅次于死刑的刑罚。清朝时，有一个地方流放犯人（特别是名人）最多，那就是宁古塔。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流放地，位于今黑龙江省海林市和宁安市境内。宁古塔有新旧2城，相距25千米。旧城位于牡丹江左岸支流海浪河南岸，今为黑龙江省海林市长汀镇旧古塔村。康熙五年（1666）迁建新城于今黑龙江省宁安市城地。
在许多反映清朝生活的历史剧中，经常会听到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动怒时的一句经典台词：将某某发往宁古塔，永世不得入关!那么，何为宁古塔?宁古塔又在何处?
其实，宁古塔不是“塔”，而是一个城名，是一个清朝时期的关外流放罪犯场所。旧城在今黑龙江省安宁县西海林河南岸旧街镇。宁古塔属边远地区，旧时，这里环境恶劣，气候异常，寸草不生，五谷不长，很适合罪犯改造。即不是塔，而为何又称为“塔”呢？相传，清皇族的远祖兄弟六个，曾居住于此。满语谓六为“宁古”，个为塔，古称“宁古塔”。
把罪犯流放到宁古塔，有两层含义：
一是惩恶与扬善，让犯了罪的人背井离乡受尽磨难，到关外去自首、自思、自悔，接受风沙洗涤；
二是为清皇族的老家“增砖添瓦”。清时，全国偏远落后的地区有的是，可清王朝为什么不把罪犯流放到其他地方改造，而首选宁古塔呢？意图很明显，那就是宁古塔是满族的发源地，是清皇族的老家。罪犯来到这里不仅要开荒种地，修桥筑路，改变清皇族老家的面貌，而且还要忍饥挨饿，为当地官员、满人当牛做马，沦为家奴，以显示祖上的荣耀。
清朝为何把罪犯流放到宁古塔
历史上的罪犯流放最早起源于五代后晋天福年间，到了清代有了较大发展，逐步健全了罪犯流配制度，设置了多处罪犯流放点。顺治初年，已制定了大清律，对罪犯的流放作了详细规定，主要是流放人员的起因、种类，流放人员的刑期，流放人员的生活等。
乾隆初年公布的《大清律例》规定：“强盗免死减者，行劫数家止首一家者，伙盗供出首盗即时拿获者，偷盗坟墓二次者……具佥发宁古塔等处。”发往宁古塔的罪犯，一般以10年为期，然后考察他的现实表现，如能悔过自新，改恶从善，又情愿回原籍者准予回籍。但如果被判处无期徒刑，将永远不得入关，除非皇上特批。根据《中国通史》、《清史稿》等史书记载，发遣到宁古塔的罪犯，除了平民百姓和旗人外，还有朝廷大臣。顺治十二年（1655年）吏科副给事官彭长庚，一等子爵许尔安因上疏称颂睿亲王多尔衮，并要求为多尔衮平反昭雪，并恢复爵号。皇上将此事交给大臣们密议，密议结果，判处二人死刑。但皇上念其二人曾有功于朝廷，便下召免死，流放到宁古塔。
清朝为何把罪犯流放到宁古塔
清朝期间，发配到宁古塔的“名门望族”也不计其数。康熙年间，轰动朝野的戴名世《南山集》案、方孝标《滇黔纪闻》案，先后涉及三四百人，包括康熙的宠信江苏巡抚张佰行、名人志士方苞等许多无辜人员受到株连。康熙看过奏折后，认为涉案人太多，有些恻然。再过一个多月就是他的六十大寿了，他也想讨个吉利。据此判决，只斩戴名世一人，并未罪及家人。对方孝标，因其已过世，并未深究，只是将其子及家人一并发往宁古塔。
300多年前的宁古塔，天寒地冻，人烟稀少，生存，超乎寻常的艰难。不过，除了那些不堪忍受苦难而逃跑、自杀的，流放者中也不乏与天地命运抗争的铁汉，他们不甘在惨嗟悲叹里沉沦，而是在苦难里坚忍不拔，积极有为。
安徽桐城的方氏家族向来以治学著称，方家才子们是清代文坛上“桐城派”的主力。出身名门望族的文学奇才方拱乾原本为官明清两朝，只因其子受南闱科场案的牵连，全家数+口均被发配宁古塔。后来，家境富足的族人出巨资将其一家保出，回到南方。5年后，71岁的方拱乾病逝。然而，方家流放的命运并没有结束。
方拱乾的长子方孝标随父亲被赦免后，曾游历云南、贵州，写成有抗清事实的《滇黔纪闻》。他死后，同乡有个叫戴名世的文人著《南山集》一书，引用了方孝标书中的一些记载，此事被人揭发，朝廷严查下来，形成了牵连300多人的文字狱案。最后，除处决戴名世外，方孝标的子孙与家眷一起被流放今齐齐哈尔市，方孝标之孙方登峄死在了流放地；后来，方登峄的孙子方观承竟冒死盗墓，徒步千里，终将父祖尸骨带回故土。
文化人出身的方氏家族代代与东北流放地结缘，但又在不经意间为那片土地播下了文教的种子，他们的生命之花也以异样的方式重新开放。在宁古塔流放三年，方拱乾写成了《伺陋居集》；晚年在扬州卖字为生、贫病交加之际，为纪念劫后余生，又将在宁古塔的见闻写成《绝域纪略》，成为宁古塔的第一部风物志；而其孙方登峄则著有《龙沙纪略》，这两部纪略为后人研究东北的风土人情提供了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吕留良，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反清义士。就在他去世40余年后，有个叫张熙的门生游说当时的川陕总督谋反，结果被告发，朝廷严加查处，已死的吕留良及其长子被开棺戮尸，另一子被斩，其余子孙及同族男女老少111人全部流放宁古塔。
在流放地，擅长医药、文化、商贩的吕家人对当地的发展贡献不小，尤其在医药方面，他们用精湛的医术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改变了当地落后的医疗观念和环境，不仅获得丰厚的收入，还深得当地百姓的尊敬。特别是吕留良的孙子吕懿因精于医术和深得拥戴，一度被当地官吏任命为宁古塔的医官。
杨越，明末秀才，因与南明抗清势力有牵连而被告发，全家被流放。出关时，他用牛车带上了万卷书籍，包括《史记》《五经》《李太白全集》《历代古文选》等经典。然后，他在当地大力传播文明，使人们学习文化、知书明礼。杨越还积极传播南方农耕技术，教人们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以及种植蔬菜，教大家用“破木为屋”来代替“掘地为屋”。宁古塔地区原来盛行物物交换，店铺很少，在杨越建议下，有了互市贸易场所，促进了商贸发展，培养了当地人初步的市场意识。
这个把好友藏在牛车拉的大瓮里偷送出去的、以大智大勇和忠厚仗义见长的杨越，可谓是全方位地推动了宁古塔走向文明。流放32年后，70岁的杨越病逝宁古塔，其子杨宾在刑部衙门前跪哭恳求，两年后终得护棺将父亲运回家乡。而杨宾所写的宁古塔见闻《柳边纪略》，成为后人研究东北历史的珍贵史料。
张缙彦，明朝最后一个兵部尚书，曾在清朝任工部右侍郎，但因朝廷党争受到牵连而被革职，后又获罪流放。在终老宁古塔12年的生涯里，他不仅教当地人农耕技术，还将亲身寻访宁古塔山川之所得写成《宁古塔山水记》。在这部被称为黑龙江首部山水专志的著作里，他不仅为宁古塔山川命名，还详细描写了民风民俗，是后世研究300多年前此地社会形态的宝贵资料；其散文《域外集》，以优美的文词记述了流人开发宁古塔的史实。
吴兆骞，“江左三凤凰”之一，少年时便声震文坛的著名诗人，在南闱科场案中受到牵连，生眭狂放、恃才傲物的他在复试中负气交白卷，结果，一家人被流放。在宁古塔，因其杰出的诗文才华而成了诸将领的座上客，宁古塔将军巴海对他更是以礼相待，请到署中任书记，聘为家庭教师，教两个儿子读书。
吴兆骞与杨越等文人还在宁古塔这个文化蛮荒地开设“读书草堂”等书院，利用从关内带来的文化典籍，对当地子弟进行教育。
二十几年的塞北风霜也成就了吴兆骞“边塞诗人”的美名，他从山海关到宁古塔一路创作的众多作品，在宁古塔文化史上留下了凝重的一笔，据说其诗赋连康熙帝阅后也为之动容。他的诗歌中还描写了抗俄战争（如雅克萨之战等），讴歌戍边卫国的壮举，对研究那一段历史有重要价值。后经好友多方斡旋，流放23年的吴兆骞得以返回苏州故乡。
宁古塔这片绝域，是那些梦断仕途、魂别故里的流放者，赋予这个荒原以积极健康的新面貌，也是这块曾经让人生不如死的酸辛之地，以一种别样的方式给予那些勇者、强者以精神复苏的神奇力量，让他们在暴风雨后重现第二次生命的独特芳华。
宁古塔，在当时，原本是个灾难性的符号，却在不经意间被强者锻造成了一种特质的“精神故乡”。无怪乎当年流放者丁澎在去东北的道路上竟笑逐颜开，他因被那些先行者留在沿途墙壁上的诗才文气感动而欣喜于与这些被流放的才子们同伍、同游；也无怪乎回归不久便身患重病的吴兆骞在弥留之际，竟对着儿子幽幽怀念起在宁古塔那些苦中泛乐的诗意生活。